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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级战场中美贸易冲突的深层次分析:原因与影响-央行观察

2014.07.30 | 37阅读 | 全部文章

中美贸易冲突的深层次分析:原因与影响-央行观察

央行观察
看深度金融政策
中美贸易冲突将使我国实体经济渠道的需求压缩和再通胀压力,在宏观调控周期中面临“保汇率或保房价”两难,还会压制我国向产业链高端迁移魔鬼公路。表面上看是经济问题,实质是立体、多方位的国家竞争。
文 | 朱微亮,供职于邮储银行,中国新供给经济学论坛50人成员,CF40青年成员,央行观察专栏作家
来源 | 央人街
最近,我国副总理刘鹤作为贸易谈判特使访美,就中美贸易问题进行再次商讨。17日,美国总统特朗普会见了刘鹤,并在19日就中美经济磋商发表联合声明,明确不加征关税,贸易冲突短期降温。
纵观整个美国发动贸易战的全过程,很难有人知道特朗普真正的意图和底线。相对乐观的看法认为贸易战意在中期选举,获得国内选民支持,并不会长期恋战,悲观的观点认为是对华全面遏制的开始,重演上世纪80年代对待日本的强硬制裁。本文将从直接原因、内在根源、对我国影响以及未来走势四个方面进行研判。
中美贸易冲突的直观原因和直接影响
特朗普新政的核心可以概括为“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评级战场。一个中心就是“Make America great again”,翻译为“实现美国民族再次复兴”,与我国的“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基本一致。两个基本点是对内由松货币转为税收减免的宽财政,对外由自由贸易转向美国优先的公平贸易越空行者。2016年大选时期,特朗普就是凭借“美国优先”、退出TPP、标记中国为汇率操纵国、重新拟定贸易协定等策反了原民主党的五大湖区选民(爱荷华、威斯康辛、密歇根、俄亥俄、宾夕法尼亚),而贸易冲突的重点均为选民关切的事情。
按照欧美选举传统,基本上能信守选举时的承诺,加上中期选举临近,特朗普总统有必要与我国打贸易战。一方面,美国立法赋予总统在制定贸易政策方面相当大的自主权,特定时期贸易甚至不需要国会投票通过,例如对钢铁、轮胎等加关税和对特定国家实施贸易制裁都是美国总统的惯用工具。负责贸易相关事务的官员也对中国强硬,包括白宫国家贸易委员会主任彼得.纳瓦罗(著作《致命中国》,讨论中国不平等贸易给美国损害)、贸易谈判代表罗伯特.莱特希泽(里根时期参与对日本贸易制裁)、美国商务部部长威尔伯.罗斯(美国优先的支持者)。

特朗普与彼得.纳瓦罗

另一方面,扣除原油贸易后,美国近几年贸易赤字大幅上升,其中国别中中国因素占比近7成,主要为从我国进口的电子、服装和家具等。前者为美国企业供应链的一部分,后者为低附加值的劳动密集型产品。
中美贸易冲突直接影响经济增长。IMF数据显示,全球贸易增速与GDP增速显著正相关,相关系数为0.85。美国贸易赤字来源国也是全球主要经济体狂野骑士,排名靠前的有中国、欧盟、墨西哥、日本、越南、马来西亚和印度,占比近90%。对中国的负面影响更为显著,如果缩减2000亿美元的贸易赤字,将直接减少我国GDP1.6个百分点(2017年我国GDP总额82.7万亿元)。
中美贸易冲突的根源
中美贸易冲突的直接原因有很多,但深层次根源与中美贸易冲突反应的世界经济金融秩序可能变更的修昔底德陷阱。
一是现存经济金融秩序的“特里芬难题(Triffin Dilemma)”,不得不需要不定期进行剪羊毛。后牙买加体系中,欧美等发达国家作为输出货币和购买力,新兴经济体则作为全球制造中心,输出生产力,并与资源提供国一道将过剩的储备购买欧美货币资产老纪传奇。但与布雷顿森林体系一样,后牙买加体系仍然存在“特里芬难题”。解决的办法是不定期给新兴经济体剪羊毛,如伊拉克战争、亚洲金融危机、日本广场协定等。
1960年,美国经济学家罗伯特·特里芬在其《黄金与美元危机——自由兑换的未来》一书中提出“由于美元与黄金挂钩,而其他国家的货币与美元挂钩,美元虽然取得了国际核心货币的地位,但是各国为了发展国际贸易,必须用美元作为结算与储备货币,这样就会导致流出美国的货币在海外不断沉淀,对美国来说就会发生长期贸易逆差;而美元作为国际货币核心的前提是必须保持美元币值稳定与坚挺,这又要求美国必须是一个长期贸易顺差国。这两个要求互相矛盾,因此是一个悖论。”

尽管在牙买加体系中,黄金非货币化,国际储备资产多样化、汇率选择自由化,美元已经与黄金脱钩,但美元仍是最重要的世界货币。根据哈佛商学院的研究报告,全球40%以上的贸易以美元结算,“美元的溢出效应(spillover)超过以往我们的认知”。
二是新兴国家产业在产业链向上迁徙,全球化已经损害了发达国家利益。随着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的人口不断增长、中产阶级壮大和快速的城市化, 来自新市场的开放、贸易增长、高投资率、城市化以及技术创新推动全球经济增长的超级周期。2014年,新兴经济体贸易占全球比重为525%(剔除欧盟间贸易),而1990年仅为19%,预计到2030年,新兴市场经济体在全球GDP中的比重将从当前的38%升至63%。

萨缪尔森解释了自由贸易的全球化如何把来自国外的技术变化转变成两国都获益;但有时一国生产率的提升仅对该国有帮助,但同时降低了两国之间的潜在贸易收益,从而持久地伤害另外一个国家。所有这些都构成了长期的熊彼特效应,这不同于因短期成本调整或暂时的专利租金以及知识垄断弱化而带来的短期伤害。其中,一部分美国人(资本家及有技能的计算机专家)可能受益于一些因素,这些因素恰恰导致自由贸易时的半熟练工人或蓝领工人的实际工资大幅下降。商品贸易使要素价格准均等化的论点,给美国中产和低产阶层的工资收入水平施加了类似的竞争压力。成功的发展中国家或地区,例如日本、中国香港、新加坡、中国台湾、韩国甚至泰国、印度尼西亚和菲律宾,都在20世纪末缩短了与领头羊美国在实际人均收入上的差距。1950—1980年同样的事情也发生在西欧。
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原首席战略顾问史蒂夫·班农明确提出,“过去中国的重商主义通过对外开放促进了经济快速发展,“掏空”美国及其他西方国家的工业并向它们输出通货膨胀,但并没有融入西方主导的国际体系”。我国十九大制定了清晰的国家发展蓝图将对美国及整个西方世界构成严重威胁,日本等西方国家应当同美国密切合作,防范中国的威胁。
中国计划通过推进四大经济战略来实现目标,一是高科技制造业,二是“一带一路”(涉及全球60多个国家,最大的经济合作区,贸易增速最快),三是5G网络,四是用人民币取代美元的国际货币地位;如果这种状况不加以遏制,西方将再次陷入20世纪上半叶的困境,即大萧条和战争。
三是美国资产负债比例提高,且资产中房地产与股票占比高,需要一个对外强势的美元,对内较低的利率。根据美国经济分析局数据,1960年,美国资产总额49783万亿美元心湖雨又风,负债23268亿美元,资产负债率为46.74%;2015年资产上升至2889828亿美元,资产负债率提高至65.69%。其中资产结构中,金融资产由55.6%升至72.5%,罗艳芳占比一半为股权和股票,而非金融资产中四分之三为房地产。
贸易战对国内经济金融的冲击
目前的结局对我国不太有利,基本以我国让步为结束。此次中美经贸磋商的最大成果是双方停止互相加征关税,但我国的代价也不容忽视。核心6条中,包括大量增加自美购买商品和服务;有意义地增加美国农产品和能源出口;扩大制造业产品和服务贸易;高度重视知识产权保护;鼓励双向投资等,基本上满足了美国的核心诉求。
按照投资储蓄理论,C+S+T=C+I+G+X-M,私人储蓄(S-I)等于贸易赤字(X-M)和财政赤字(G-T)之和。美国双赤字意味着国内财政扩张,政府大幅举债,利率上升和美元升值,增加了贸易赤字。按照国际的基本准则,顺差国要承担经济不平衡的主要责任。如果减少贸易盈余,我国要么增加财政预算赤字,要么减少私人储蓄,或者两者兼而有之。
一是实体经济渠道的需求压缩和再通胀压力,对实体经济进行成本端和需求端进行压缩。从目前达成的协议来看,减少贸易盈余通过增加进口,意味着国内私人部门支出端增加,储蓄减少,在投资一定的情况下,私人部门的盈余减少;其次是政府部门收入端减少,减少税收收入。总体国内需求是下降的。如果加上全球经济处于扩张状态,大宗商品价格上扬将对我国形成输入型通胀压力,增大成本端压力。实体经济,特别是进口替代型企业压力较大。
二是宏观调控周期的两难冲突,体现为“保汇率或保房价”两难。一段时间以来,美联储基于全球流动性掌控能力,是全球宏观调控的总阀门。目前,美国采用紧货币、宽财政的政策组合,考虑到我国杠杆率特别是地方政府债务高企,宽财政很难成为政策选择项,而跟随美国进行紧货币则对国内经济进行更进一步的打压,国内流动性风险将加剧。如果放松货币政策,一方面杠杆率很难降下来,在实体经济难以有好的投资机会情况下,过多流动性会在金融体系空转,增加了信用风险。
三是我国在全球产业链的定位调整,压制我国向产业链高端迁移。当前从产业链角度,美国实际处于中国的下游,而资源国处于我国的上游。如果我国将贸易冲突比如进口份额传导至下游国家(压缩其他国家进口)春宫秘戏图,可能导致的外交压力较大,不利于我国“一带一路”的大战略。另一方面,贸易谈判明显对我国产业向高端转移设限,延迟中国产业突围的时间和难度。
超限战,经济问题复杂化
大国的战略竞争沼水蛙,不局限于某一个领域,而是立体多方位的竞争。孙子云:“上兵伐谋,其次伐交,其次伐兵,其下攻城。”,最好的战争思维方式是“伐谋”和“伐交”的“不战”思维,其次才是“伐兵”和“攻城”的“慎战”思维。首先政治、经济、文化、外交等手段的综合运作吴堡吧,不待对立双方矛盾激化即先期解决争端,真正到了“死战”阶段,对弱势一方而言,应对的策略应该是寻求不对称的竞争优势,一方面打组合拳,不用单一的拳路;另一方面是错位,你打我的软肋,我打你的心脏,我打你其他地方同样让你经受不起。
一是经济问题外交化。在地缘政治方面,中国以朝鲜为支点,战略性换取美国的战略互信。我国进行了艰苦的游说工作,朝鲜弃核态度的根本性转变。去年以来,中朝两国密集进行沟通,一个月内两次面对面交流,朝鲜弃核对中国周边的政治军事环境提供了较大的回旋余地。最近,中美贸易冲突加剧,而朝鲜因为不满意韩美军演叫停南北会谈zoo乙一 。其次,是改善了与日本、印度等周边大国关系,既作为贸易冲突的后手,也作为化解美国的特洛伊木马乡恋简谱。5月10日,克强总理访日,就相互关心的话题交换意见,钓鱼岛等问题相继降温。
二是经济问题政治化。对美国党派政治而言,决定哪个党派执政的两个核心支柱就是票仓和金主。目前双方进入“精准打击”阶段来看,美国攻击“中国芯”,中国以“农业牌”为反击。从参议院中期选举的压力看,需要争取的摇摆州有密苏里(MO)、北达科他(ND)和印第安纳(IN)等传统农业州,也是大豆出口排名靠前的州,是共和党的传统票仓。如果中国对美国农业出口继续施压,特朗普可能需要格外考虑参议院中期选举的压力。其次,美国标普成分股中,信息技术上市公司是共和党的献金金主,但31.16%的收入来自在华收入,有20个上市公司如微软、苹果等大公司均将中国作为最重要的利润增长点。信息技术行业企业股价明显的下跌也会对美国政策形成一定约束。

三是贸易问题的进行宏观调控对冲。国内宏观调控基调有所放松,主要体现在降杠杆与稳杠杆,降准对冲,延长资管新规的过渡期等方面。4月17日晚,中国人民银行决定以降准置换MLF操作:从2018年4月25日起,下调大型商业银行、股份制商业银行、城市商业银行、非县域农村商业银行、外资银行人民币存款准备金率1个百分点;同日,上述银行将各自按照“先借先还”的顺序,使用降准释放的资金偿还其所借央行的中期借贷便利(MLF)。(本文为个人观点,与作者供职的机构无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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